丘延亮新書∣2026年12月1日上市
一部從牢獄寫向自由的生命之書。
一份臺灣白色恐怖年代的第一手見證。
【新書發表會】
時間｜2026年12月4日（五）14：00
地點｜華山1914文創產業園區 中三館2樓拱廳
地址｜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
邀請你與丘延亮相聚，聽他談《春寒地未凍》，以及生命中的思想、選擇與行動。
關於這本書
1968年6月6日，丘延亮在臺北連雲街口，讓人「請」上一輛計程車，從此展開一場漫長而荒謬的政治心戰。
三年多的牢獄歲月，他在景美看守所的押房裡，經歷國家暴力，也與難友共同閱讀、辯論、生活，在封閉的斗室中建立情誼，實踐生活共同體。
然而，走出牢獄，不等於重獲自由。政治污名與制度限制仍如影隨形，奪回一己的公共性，成為出獄後另一場漫長的抗爭。
《春寒地未凍》從親身經歷出發，寫下人在壓迫中的思想、選擇與日常，也讓我們看見人如何彼此支持，保存尊嚴與繼續行動的力量。
作者介紹 丘延亮
丘延亮，人稱「阿肥」。青年時期因「民主台灣聯盟案」入獄，出獄後的求學與學術道路幾經波折，後赴美取得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，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，並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從原住民族、勞工到不同土地上的抗爭現場，他始終關切人的處境，以及知識如何與公共生活相連。
一九六二年即在屏東縣瑪家鄉山區探訪，後轉讀人類學。就讀台大人類學期間因與陳映真等組「讀書會」試圖突破白色知識宰制，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被捕，因「叛亂罪」入獄。（該案已於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日經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列為「台灣戒嚴時期十大代表性政治冤案」並獲平反。）
出獄後，於一九七九年以中學肄業的學歷流亡美國獲政治庇護，被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接受為博士生，後取得博士學位。雖於一九八三、八八年兩度申請中研院民族所研究職位皆通過學術審查，但因「其他」因素未接獲聘書；遲至二〇〇五年才經中研院「處理丘延亮案特別委員會」通過聘任為「副」研究員。
秉持學術良知，丘延亮中英著作豐富，專書部分從早年《極目田野》、《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》、《實質民主：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》、《後現代政治》、《Colours of Money, Shades of Pride: Historicities and Mor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》、《The Moral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跨國企業中工業抗爭的道德政治學 一個在香港的工業人類學個案研究》等，合著《防天災 禦人禍：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》，譯著《貧窮文化：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》、《貼身的損友》等等，多與「知識人權」有關。
《人間魚詩生活誌》報導
丘延亮—不能不做的異議者
採訪撰文｜郭瀅瀅
前言
不能不做的異議者——社會學家、勞工運動者丘延亮如此形容自己。丘延亮從小在充滿禁書的母親書房中長大，母親是他生命中的「第一個左派」，也是最早的思想啟蒙。然而，真正形塑其左派思想的，更多是來自生命經驗中對剝削與壓迫的親眼見證，性格敏銳、對人的處境有著深切感受的他，當不平等的現實發生在眼前，便無法視而不見。於是，為身處不平等中的人發聲、尋找改變的可能，也成為此後一生行動的信念。
丘延亮童年隨家庭輾轉遷移，從上海、香港到台灣，在不同語言及環境間轉換，使他的求學過程始終處於「校園適應不良」的狀態；而對權力關係與既有規範的質疑，也使他不斷與教育體制發生衝突。高中退學、轉入三育書院後，他第一次看見原住民青年的低薪勞動；十六歲又隨友人深入屏東瑪家山區，看見政府推行「山地生活平地化」政策後，原住民所面臨的處境，深切感到個人力量在龐大社會結構面前的微小：「我原來以為自己上山是去『做好事』，可是到了那裡才發現，自己一點辦法都沒有」，甚至認為「除了革命，沒有別的路。」
在台大就讀人類學期間，他與陳映真等人組織讀書會，1968年因白色恐怖案件「民主台灣聯盟案」被捕，以「叛亂罪」入獄。出獄後，政治背景使他的復學與學術之路屢受阻礙。1979年，他流亡美國，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人類學並取得博士學位，此後往返美國、香港與台灣，從事研究與教學的同時，始終沒有離開社會運動現場。後來幾經波折，直到2005年才正式受聘於中央研究院。
書寫《台北之春：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》時，丘延亮試圖「把那些被遺忘、被變造，或者已經沉到歷史底下的東西，重新寫出來」，而今年即將出版的《春寒地未凍》，丘延亮則回顧他從成為政治犯前後的生命經驗——從二十三歲被捕、偵訊、入獄，到獄中的閱讀、思考、寫作與日常生活，再到出獄後重新走入社會、極力恢復「一己之公共性」的歷程。書中可見，在政治迫害與權力宰制下，異議者如何面對自己的思想與選擇，並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，在壓迫之中極力守住尊嚴，保存繼續行動的力量。也正是這樣的生命經驗，丘延亮重新思考「冤案」、「平反」論述及轉型正義的問題——當具有自身思想、判斷、政治選擇與行動的人，若只剩下「受難者」與「被冤枉者」的身分，其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主體與聲音也隨之隱沒。
「左派最基本的道理，就是把人當人。」回想貫穿自己一生的信念，丘延亮並不以宏大的理論詮釋自身，僅回到最初對人及其尊嚴的關切。從芝加哥的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，到八九民運的北京天安門現場，以及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、樂生保存運動……等，他在不同土地上為受壓迫者的權利與尊嚴奔走，也在行動中重新理解「故鄉」的意義。曾有人問他是否有鄉愁？丘延亮稱自己是一條「社運流浪狗」——哪裡有抗爭中的人，而自己「還能陪伴、還能做一點事情」，哪裡就可能成為故鄉。
